第三个，我非常希望看到的是经济生活，特别是工商社会和市场社会的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走向的讨论。

[20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法治经济建设培植了更加深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推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一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二要坚持内外兼修、标本兼治，三要坚持依规治党底线与以德治党高标相照应，四要坚持以党内法规促进道德和以道德滋养党内法规，五要坚持以党性培养为总抓手推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和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三统一的重要思想。[78]参见张文显：《70载法治建设铺就法治强国道路》，《法制日报》2019年10月1日，第8版。[22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法治原理，就是人们在法治实践中形成的对法治之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关于法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般法理。[65]因此，民主和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双生花，并蒂而生，相和而妍。

习近平同志对法治和政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判断和深刻阐述，展示出其高超的理论阐释力和敏锐的实践洞察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优势。[52]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法哲学虽然‘姓法，要研究法的理论问题，但它又‘姓哲，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旨趣，是要通过研究法的某些理论问题，而深入到把握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侧重点着眼于法的理论的哲学分析。

这一特殊地位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其论题的最高性决定的。摘要：法学基础理论源于国家与法权理论传统。2月，陈守一指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没有把政治学当做一门专门科学，长期地以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我们沿用下来。最后，就研究对象与内容的关系而言，由于内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所以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就构成了内容。

[58] （三）法的一般理论 1988年8月，张文显主编《法的一般理论》出版。如在谷安梁那里，出现了法学的基础理论法学专业基础理论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法学的专业基础理论四种表述。

[34]不管是将法理学作为法哲学的别称加以阶级批判，还是对英美法理学加以译介，都意味着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在传统含义的意义上使用法理学。在陈春龙对法学体系的构想中，理论法学包括法理学和法哲学这两个不同的部门法学——在法学体系中，起着统帅和指导作用的是法理学（即法学基础理论）;[49]与此同时，法哲学在这里是作为与法理学并列的一门部门法学列入法学体系之中。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尽管关系十分密切，两者在内容上甚至有部分相互渗透，但法哲学可以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一版中，张文显坚持了1988年他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对一般法的解释，即认为一般法指的是法的整个领域或者说整个法律现实和古今中外一切法。

[41] （四）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 学界在讨论法理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的同时，也开始讨论法哲学与法学基础理论之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一个分科，也不是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71] 罗子桂认为，法哲学比法理学居于更深的理论层次。他在此完全坚持了1988年他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中对一般法的解释。

也就是说，当时是将这门课程放在法学课程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加以定性的。[79]从1984年沈宗灵的一般法律，到1988年张文显的一般法，再到这里的一般的法，一般法作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官方认可。

1993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对法学方法论进行了专题论述，该书首先概述了法学方法论，认为方法论分为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三个层次，而法学方法论是学科方法论的一种。首先，从研究对象而言，较之于研究部门法的部门法学，研究一般法的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

但是，在从法学基础理论发展到法理学之后，法理学仍继承了法学基础理论指导性学科的性质，并以此为中心发展出了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三个面向。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国家与法权理论这一门学科所包含的理论原理，对一切其他各‘部门学科都是共同的、必要的。[19]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主张法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包含国家和法两个部分的个别学者，也尽力避免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一称谓，但却对新的称谓未有定论。[13] 2.基本特征 在总体继承上述教材的基础上，卡列娃等著《国家和法的理论》在章之上设篇，教材由导言和三篇构成：第一篇为国家和法的起源和本质，计三章。四、余论：以法理学的指导性为中心 上文已将从法学基础理论到法理学的历史梳理完成，1994年以后，绝大多数教材使用了法理学之名。他说：法律哲学是西方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教学课程。

从清末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法理学学科消失了。编著者写道：法理或法学基础理论，望文生义，是指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是一门阐述有关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学科。

教材首先基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指出国家与法权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前者与后者并不完全等同。[93]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对德国与英美两大理论传统的综合研究开始出现。

因而，法理学的论题是法学和法律实践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法理学的这些论题，可以明显看出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或法学体系的基础。[2]此即法理学的传统含义。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法学界开始引入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德国法哲学，[90]客观上为深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背景。论者在这一表述之下，将法学的研究方法纳入其中，试图论证法学的方法论是由法理学提供的，也即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如果姑且搁置对基础理论含义及相关问题的分析，隐藏在法理学是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这一问题背后的是法理学是否是法学的一个学科的问题。（二）纵的体系被突破 1984年8月，沈宗灵发表《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一文。

他认为：五十年代在我国使用的苏联出版的，以及目前我国使用的有关教材，一般采用‘纵的体系。[30] （二）法哲学剥削阶级色彩的消退与法理学含义的再次转换 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对法哲学法理学的理解及态度开始改变，而改变的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和复杂。

[54]关于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改革，学术讨论会形成的第一条意见是：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体系内容上进行新的探索，力求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基础理论。法理学不同于部门法学：部门法学以实在法为平台，既有规范体系，又有学理体系，学理体系围绕规范体系展开，如果学者之间的学理体系存在分歧，可以以规范体系为准解决相关争议，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需要以规范体系为准解决的争议。

在上述背景下，对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这一定位的反思也必将不断深化。法理学从此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法学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并成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

但客观地说，法理学苏式含义影响不大，而其传统含义也偶有出现。在法理学以一般法为研究对象之后，纵的体系消失是应有之义，那是否有新体系取代前者呢？首先，如果以沈宗灵所言横的体系来看，该体系其实与纵的体系不同，不能也没有成为贯穿教材的主线。与法学的研究方法从法学基础理论时代一开始就进入教材相比，法理学是法学的方法论却是进入法理学时代后才出现的表述。张文显指出：应用法学研究的直接对象一般是本部门法的法律规范、概念和原则。

法哲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学基础理论。而德国的法哲学、法理论与法律教义学等理论传统也在2000年以后开始深刻影响中国法学。

[17] 1980年，关于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开始，讨论的焦点依然是：除法律外，法学是否还应以国家为研究对象。而现在法理学教材之所以招致很多批评，也还是因为学者对法理学教材凝聚学科共识的功能抱有期待。

[15]受该功能决定，在教材中逐渐发展出了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对基础理论课这一定性，要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教制度的发展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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